为什么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很难确定谁是虢国夫人？答案是：因为虢国夫人没有明确的标识能够让我们认出她来。
要认出一个人，就必须找到他/她的独特标志。就像杨贵妃，可以从念诵经文的白鹦鹉，或者侍从簇拥下上马等图像标识中认出来。作为杨贵妃的亲姐姐，虢国夫人是否也拥有自己的专属图像标志呢？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构造出有关虢国夫人的完整故事系统。零零散散的一些故事，只能提供一些关键词：有权势的贵妇、喜欢化淡妆、喜欢奢侈品、喜欢骑马出行、偷情、夜明枕、有男人的气概和狠劲。但这些都称不上标志。
也许大家不相信，虢国夫人好歹也是知名历史人物，历史中怎么会没有清晰记载呢？古代的正史中都有“列传”，相当于官方审核的个人档案。但虢国夫人在两种唐代正史《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没有传记，只有附在杨贵妃和杨国忠传记里的零星记载。这就造成了虢国夫人几乎完全负面的历史形象。
令人颇为意外的是，虢国夫人的死在两唐书中有极富有戏剧性的渲染，甚至连她死前最后一句话我们都知道：
马嵬之诛国忠也，虢国夫人闻难作，奔马至陈仓。县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杀其男裴徽及一女。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为我尽命。”即刺杀之，已而自刎，不死，县吏载之，闭于狱中。犹谓吏曰：“国家乎？贼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瘗于郭外。（《旧唐书·杨贵妃传》）
这一段记载很有文学色彩，像放电影一样把一个个画面展现出来。在听到杨贵妃和杨国忠死讯之后，虢国夫人与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一起逃离长安，沿着玄宗出逃的路线奔赴陈仓（今陕西宝鸡陈仓区）。哪知道一位想立功的陈仓县令派官兵尾随追杀。虢国夫人误以为是安禄山叛军，眼见无力回天，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为了不落入贼军之手，她先是拔剑亲手将自己已经成年并已嫁娶的一双儿女刺死，然后应杨国忠妻子裴柔的哀求，也将她刺死，最后，挥剑自刎。自刎后，她并没有立即死去。被带到狱中后，她艰难地问了狱吏一句话：“国家乎？贼乎？”她应该对自己的死很不甘心。她想知道：究竟是皇帝要杀我，还是叛军要杀我？狱吏回答：“都有。”虢国夫人的遭遇折射出混乱时期女性作为牺牲品的命运。
附着在杨贵妃传记里的虢国夫人，简直就是杨贵妃的影子。杨贵妃得宠后，虢国夫人和家族里的其他兄妹才得以拥有权势。杨贵妃被赐死后，虢国夫人及杨家兄妹也被历史埋葬。可以说，虢国夫人享受着杨贵妃的荣耀，也承担着杨贵妃的黑历史。
她和杨贵妃一样，都很美艳，也懂得依靠自己的美艳去获得更多资源。在两唐书中，记载过一次虢国夫人的受贿，她收受一位官员“五百金”，利用关系使唐玄宗将其政敌贬官。这是正史记载中虢国夫人唯一一次不法行为。
“黑历史”并不意味着真历史。在历史记载中，虢国夫人有诸多“污点”。
第一个污点，是她和杨国忠的私情。《新唐书》中说他们两人“宣淫不止”。作为北宋编订的唐朝官方正史，相当于盖棺定论。
在长安城中，发达后的杨国忠与杨氏三姐妹开始重新规划府邸，决定搬到同一个“高档小区”——宣阳坊。在宣阳坊里，几个人的宅邸相互挨得很近。不过两唐书中专门挑出杨国忠和虢国夫人来讲，说他俩干脆把宅邸连在一起，以便于偷情淫乱。按唐书的描述，除了平时私会宴饮，虢国夫人与杨国忠还常常一起上朝。据说他二人一起出行时也不用帐幔挡着，毫不避嫌。
以上这些证据——住得很近，一起骑马上朝，不用帷幔遮掩——都算不得很硬的不正当关系的证据。骑马本来就是唐代女性司空见惯的出行方式，抛头露面不是禁忌，不一定要用全遮蔽的帷幔。此外，宫廷宴饮游乐时，外命妇通常也要参加。唐玄宗每年冬天去华清宫，包括虢国夫人在内的宫廷内外命妇都需要一同前往。所以说，虢国夫人和杨国忠一起上朝，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他们住的宣阳坊离热闹的东市这么近，出行时有围观群众，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退一步说，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私情可能确实是真的，但是并没有那么不堪。他们两人虽然是亲戚，但只是族中远亲，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两唐书中说他们两人发生不正当关系，也是在虢国夫人丈夫去世之后。用今天的女性视角来看，虢国夫人的情感问题作为个人选择，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是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这段感情就很容易在正史中演变成为无法约束的权力和腐败。
虢国夫人的奢侈生活，便是她的第二个污点。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两唐书中都说，杨贵妃的三个姐姐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单单是“脂粉钱”一项，每人每年都要花掉国家一千贯，即一百万钱。按照当时的首都房价，可以买一所几十亩的大宅院。其实，从唐朝的礼仪制度来看，这种“脂粉钱”是国家给享受“国夫人”称号的贵族女性正常的津贴福利，类似于男性官员的俸禄。相比之前的皇后武则天为开凿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而捐出脂粉钱二万贯，虢国夫人的脂粉钱就小巫见大巫了。
在史书记载中，虢国夫人奢侈生活的一大证据是有两处宅邸，一处是长安城内宣阳坊的家宅，另一处是长安东北30公里的临潼华清宫旁边的别墅。先说家宅。安禄山占领长安的时候，其部将田乾真被封为京兆尹，就征用虢国夫人家宅作为府邸。“安史之乱”后，郭子仪第六子郭暧娶了唐代宗的女儿昇平公主，这里就成为公主驸马的府邸。再后来，公主去世，这里就被改成了“奉慈寺”，以作为追荐公主的官方寺庙，有僧人40名，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寺庙。
由此可以看出，虢国夫人的宅邸在规模上并没有特别出格，基本上就相当于公主府，与“国夫人”的尊贵称号也是相称的。至于虢国夫人在骊山华清宫东边的别墅，规模有多大，不得而知。
除了正史记载，在笔记小说等野史中，虢国夫人还有第三个污点。晚唐时代的文官郑处诲所写的《明皇杂录》（约成书于835年）中，记载了虢国夫人巧取豪夺韦嗣立旧宅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宋代以来被广泛转引，成为虢国夫人黑历史中最引人憎恨之处。故事里的虢国夫人倚仗权势强抢住宅，十分可恨。
一天中午，韦嗣立的儿子们刚吃完饭，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虢国夫人坐着步辇，带着几十个仆从闯进来，直接就问宅子卖不卖。韦氏子弟回答是先人留下的产业，当然不卖。话音未落，虢国夫人早已准备好的几百个工匠已经爬到了宅子的房顶上开始揭瓦拆屋。
韦家人只能带着随身的东西搬走，最后宅子被强占，虢国夫人只给了韦家十来亩边角的隙地，其他一分钱都没有。这个故事有诸多疑点。《明皇杂录》中明目张胆抢夺韦嗣立家宅、骄横的虢国夫人形象，大概率是个基于某些知识的虚构。
唐代文献本来就少，要想在正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看到虢国夫人真实的生活十分困难。对于唐朝人来说，虢国夫人在“安史之乱”后不久就成为一个与杨贵妃绑定在一起的怀古形象，各种想象性和道德性的观点左右了人们对于她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