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以降，以公羊学、诸子学为代表的新学术思想渐兴，由此促动了古文创作的变革。学界对此多关注公羊学而少有注意到诸子学的影响。事实上，士人往往同时倾心于二家学术，故而嘉道古文的革新，实为公羊学与诸子学的综合作用。《东方杂志》1907年刊发的社评，便将公羊学（今文经）与诸子学视为嘉道古文转型的共同原因：“一则今文之学派大盛也，一则诸子之坠绪复兴也。”（蛤笑《神州文学盛衰略论》）
公羊学与诸子学在传承上本就关联，二者实可会通。
其一，宗旨与思维方式。在时代危机刺激下，二者均以匡时救世故而起，都有参与现实政治的品格。刘师培《公羊荀子相通考》云：“《荀子》一书，多《公羊》之大义。”以公羊学重要人物龚自珍来说，他本人在诗中多次提及对诸子的接受，道光二年（1822）诗云：“我方九流百氏谈宴罢。”言及对诸子的浓厚兴趣。道光十九年（1839）诗云：“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他惊叹于诸子思想的广博，至老境而研读不衰。要之，无论是诸子学还是公羊学，龚自珍都是出于经世目的来接触和学习，经世之旨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学术门户。
魏源与龚自珍齐名，二人均受到公羊学与诸子学的共同影响。魏源称“《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本义》），这可与桐城派姚鼐对比。姚鼐亦好读《老》《庄》，他受道家与禅宗启发倡导古文的神韵境界；作为诸子学者，魏源则积极探寻《老子》的现实政治意义，开启了晚清从社会政治角度阐释老子的先河。受其影响，袁昶在目录学分类上，将“九流”全部放入“经济”类：“道、法、名、墨、阴阳、农诸家，皆关治世之术。”（《袁昶日记》）以经世统领诸子之学。
除共同的经世宗旨外，二家学术均以求“变”为特征，在思维方式上亦得以会通。公羊学主张“张三世”“通三统”，认为变革是历史演变的基本规则；而出于乱世的诸子学，同样主张变法易俗，以家言上抗官学。以龚、魏为代表的晚清士人合公羊与诸子于一体，力主变革。《东方杂志》社评认为新兴的诸子文体多言变革：“诸子之学，又以变法易俗为其要旨，故诸家文集，经世之言最居多数。”作为时代先觉者，龚自珍等在“盛世”表象后发现危机，高言“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明良论三》），传承了公羊学与诸子学的变革精神。
其二，以常州为中心的两派学者之交融。晚清东南学术以常州为核心，学术转移之风向在常州也最为明显。常州既是古文之乡，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阳湖派兴起其间；也是公羊学复兴之地，常州人庄存与及其外孙刘逢禄是晚清公羊学派的创始人。梁启超说：“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即“经世致用之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常州学人出于经世目的，融通多种学术，尤其对公羊学与诸子学有浓厚兴趣。以恽敬为例，他首先提出以诸子救文集之弊，其自身古文创作则有得于法家。袁昶发现恽敬古文于法家之外，又有《公羊》风味，称其：“不为刘、姚所缚，生辣气味，颇得于经生之《公羊》家、九流之《申》《韩》家。”（《袁昶日记》）恽敬古文能够兼容《公羊》与《申》《韩》之风，当与常州学风兼容公羊学与诸子学有关。
从学术交往来看，东南学者或偏诸子学，或偏公羊学，二者往往有密切联络，彼此间相互推重。李兆洛以诸子教授弟子，而其对公羊学也有深切关注。他与刘逢禄相知，撰有《礼部刘君传》。何绍基称：“父执经师李与刘，二申儒术重常州。公羊大义粗闻后，又见先生括众流。”（《龙城书院谒李申耆年丈》）将李、刘二人视为常州公羊学代表。由于共同的经世目的，李兆洛对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皆非常看重。魏源作《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亦将李兆洛与常州庄存与并称，谓为“并世两通儒”。包世臣曾从刘逢禄习公羊学，他还曾在李兆洛家居住七月有余，二人亦师亦友；其对首倡诸子文体的恽敬亦推崇不已。从上述学术网络可知，晚清常州阳湖文派恽敬、李兆洛于诸子学、公羊学兼修，而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则通过与常州公羊学派、阳湖文派的交往、学习，成长为嘉道间经世学风的代表人物，亦是诸子学与公羊学的巨擘。
以经世为宗旨，以变革为共同思维方式，集公羊学与诸子学于一身的嘉道学者的古文写作，呈现出新学术的综合性影响。以龚自珍《葛伯仇饷解》为例来说，此文以“问曰”提出经学史上的问题，以“答曰”结体，对《尚书》记录的、后经《孟子》解释的“葛伯仇饷”之事进行讨论。这种解经体文章在体制上来源于《公羊传》，《公羊传》常为《春秋》经文归纳笔法义例，如隐公元年《传》文：“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龚自珍仿其笔法云：“仇者何？众词，大之之词。杀者何？专词。杀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杀。”再如，《公羊传》常结合经文中重要词语的训释来阐释经义，这些词语包括人名、地名、行为动词等，在形式上以“……何”“……也”的问答方式展开。《葛伯仇饷解》中说：“亳众者何？窥国者也，策为内应者也。老弱馈者何？往来为间谍者也。”这是对经文中的人物进行解释，认为商汤派往葛国帮助耕种的人实为刺探葛国情报，目的在策划内应，那些为其送饭的老弱则为往来两国传送情报的间谍。
此文在形式上取法《公羊》，而解经的理据则来自《韩非子》的权谋思想，以此对《孟子》宣扬的商汤之仁予以解构：“王者取天下，虽曰天与之，人归之，要必有阴谋焉。”文章从权谋角度重新解读商汤伐无道，暗喻当时中国为列强构陷罪名以图兼并的残酷外交困局，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文末点出主题云：“夫葛何罪？罪在近。后世之阴谋，有远交而近攻者，亦祖汤而已矣。”对当时列强的渗透、侵略保持警惕。龚自珍以《韩非子》权术理念解经，其经学阐释目的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公羊学与诸子学在经世的目标下被综合运用。
公羊学与诸子学都注重思想阐释的空间，但亦有明显差别。同样是经世致用，公羊学主要是在理论上设想历史发展的进程，受其影响的古文主要写政治理想、政治改革；周秦、东汉诸子长于现实批判，因而诸子学主要是对国计民生的考究、社会制度的批判。张岂之指出，“龚自珍的思想中心是他的社会批判论”（《中国思想史》），强调其受诸子学影响的批判性。公羊学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段，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开篇云：“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表明本文的理论背景是公羊学“张三世”之说。龚文借用其说而微别，提出治世、乱世、衰世三世说，又引申云：“三等之世，皆观其才。”三世人才各有差等，衰世人才最乏。他以衰世影射晚清，由此谈论晚清人才匮乏的现实问题。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讨论，是诸子学所长；而宏观层面的历史演进设想，则是公羊学专精领域。此文即是在公羊学擘画的“三世”理论背景下探讨诸子所长的现实政治问题。龚自珍《尊隐》则借公羊学“衰世”概念，指出“衰世”中被清王朝摈斥的“山中之悴民”实为国家需求的真正人才，他们“仁心为干，古义为根，九流为华实，百氏为杝藩”，即以具备诸子学涵养为特征。《尊隐》在公羊学“三世”演进脉络中，表彰诸子学人才，也是公羊学与诸子学双重浸润的表现。
（作者：蔡德龙，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