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主动筛查能够减少诊断延迟和改善治疗效果，降低结核病的社区传播风险。视觉中国|图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结核病是个已被人类攻克的疾病。现实却是，这种只要呼吸就会传播、在全球每年导致125万人死亡的疾病，仍是人类社会中“头号传染病杀手”。
这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主要侵犯肺部的疾病，一旦发生，就会出现咳嗽、咳痰、咯血、低热、盗汗、乏力、消瘦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
一项严峻的事实是，当前全球健康与发展的资金支持正遭遇断崖式下降。一项发布于2025年3月4日，由终结结核伙伴关系（Stop TB Partnership）等研究组织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模型的预测显示，如果资金下降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未来五年，全球可能将额外新增1000万结核病病例，并导致244万例额外死亡。
2025年3月24日是第30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主题是“全面行动 全力投入 全民参与 终结结核”，旨在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消除结核病的威胁。
中国正向终结肺结核发起“攻坚战役”。2024年底，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9部门，发布了《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2030》），这也是中国自1991年以来，在国家层面发布的第六份结核病防治规划。
尽管近年来我国结核病疫情持续下降，但《规划2030》指出，结核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仍有约10%的县（区）为高流行地区，防治工作不均衡。患者主动发现和规范治疗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积极的预防措施和新技术应用不足。
据2024年12月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测算分析，我国2023年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74.1万（2022年74.8万），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52/10万。而最新规划中提出的防控目标是，结核病发病率在2025年低于50/10万；在2030年低于43/10万。
“规划的发布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应多部门协同，加速推进终结结核病流行的工作。”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赵雁林2025年3月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面行动，全力投入，加速终结结核病流行”研讨会上说。
“全球实现终结结核病目标的进展严重滞后”
结核病挑战依然严峻——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2023年，全球每天仍有近3万人发病、3500人死亡。
2024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结核病报告》称，2023年，结核病死亡人数超过COVID-19死亡人数，结核病再度成为头号传染病杀手。2022年结核病相关死亡人数为132万人，2023年降至125万人，但结核病患病总人数在2023年略升至大约1080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技术官陈仲丹介绍，“全球实现终结结核病目标的进展严重滞后……与2015年相比，2023年结核病死亡人数减少23%，发病率下降8.3%，仅仅实现了2025年里程碑目标的1/3和1/6；灾难性支出降为0的目标也只完成了一半。”
“防控进展很大程度上受资金的制约，自2019年以来，全球用于结核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服务的资金持续下降，远远低于全球需求和各国承诺的目标。2023年全球中低收入国家、也就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这些国家的结核病核心服务经费降至57亿美元，仅为承诺目标的1/4。”WHO驻华代表处协调员乔建荣说。
就当前全球结核防控面临的主要问题，陈仲丹认为，在结核病防治基本功能方面，当前病例发现不足、缺乏预防干预、诊疗关怀服务质量不够，并存在耐药问题；在卫生系统方面，基础薄弱，难以获得初级卫生保健以及社会和财政保护；整体上，协调机制不健全、资金不足、利益相关者问责制不够等。
此外，虽然目前全球结核病发病估计人数与新诊断结核病报告人数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依然存在近30%的差距，其中耐药结核病更为严重。“这300万未能得到治疗的患者，往往是最贫穷、最边缘化和最难接触到的人群。”乔建荣说。
面对这些困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力投入、全民参与。”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副主任杨建悦说。
“结核病防治专门立法亟待加强”
“结核病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赵雁林说，目前我国结核病防控要重点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结核病患者发现率低；第二，部分患者经济负担相对较重；第三，如何促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提高其效益成本比；第四，包括非医学人在内的公众结核病防治医学常识需增强；第五，科技创新中的一些基础研究。
赵雁林在参与圆桌讨论时强调，主动筛查策略与预防性治疗是我国结核病防治策略中的核心和关键技术措施，也是全球结核病防治升级版的核心措施。
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慧介绍，现有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2年，我国肺结核患者延迟就诊的中位数为29天，而从首次出现症状到就诊超过14天的患者延迟率约为60%。除了延迟就诊患者，还有未被发现的无症状结核病患者也会造成结核病传播。
“结核病50%至70%的传播是发生在诊断之前。”赵雁林表示，如果能够尽早发现患者并给予及时规范治疗，将会大大降低结核病在社区中的传播风险。实践证明，主动筛查能够减少诊断延迟，尽早规范治疗可以减少耐药的产生，也更易于治愈患者，降低结核病的社区传播风险。
《规划2030》强调了强化主动筛查的防治措施，提出“加大筛查力度，对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既往结核病患者、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开展结核病主动筛查”。同时，该规划还提出，要在筛查中推广应用新技术，在医疗机构以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对疑似肺结核患者首选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进行检测。
除主动筛查防治措施外，中国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医疗卫生法制研究室主任曹艳林指出，针对结核病防控的专门立法工作至关重要，可以为结核病服务体系建设和防控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为早期筛查、免费诊断以及新工具研发等提供法律支撑。而只有通过法律制度上的明确规定，才能确保资源的投入。
曹艳林谈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分别制定了结核病防治的专门法律或法案。“以日本为例，自《日本结核病预防法》颁布以来，1965年至1978年期间结核病报告发病率以每年10%的速度持续降低，最终使日本成功由结核病高发国家变为了低发国家。”
而国内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作为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综合性法律，难以也不可能就结核病防治做出系统、全面的规定。结核病防治的主要依据《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存在法律位阶低、立法时间早、立法内容滞后等问题，难以就结核病防治的关键制度如经费保障、病人权益保障、强制治疗、旅行限制等做出规定。
“结核病防治专门立法亟待加强，建议制定结核病防治条例，提升立法的效力层级，从国务院层面对参与结核病防控的卫生健康、财政、医保等所有相关方明确职责要求和确立协调机制。”曹艳林说。
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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